目前有关杨广开大运河征用人数的版本一大堆，如下是相关史料：《隋书炀帝纪》辛亥，发河南诸 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 通涿郡。《隋书食货志》又自板渚引河，达 于淮海，谓之御河。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 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北史》辛亥，发河南诸郡 男女七百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 涿郡。《资治通鉴》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馀里，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大业杂记》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馀万，开通津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里馀；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渎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六月，敕开末济渠引汾（一作心）水入河，又自汾（一作心）水东北开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余里通龙舟。十二月，敕开江南河。自京口直余杭郡八百余里，水面阔十余丈。上述史料不仅对征用人数的记载差异极大，且对征用群体也含糊不清，军队，民夫，妇女的记载都有。由于目前隋代官方记录散佚，我们只能参考其他朝代开凿运河的记载。杨广之后忽必烈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我们以忽必烈的相关记录为参考。《元史河渠志》（通惠河）【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会通河）诏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董其役。【首事于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在开京杭运河各河段用的时间基本也和杨广差不多，施工时间基本都是一年半年左右，且忽必烈用的人数仅有数万人。并且忽必烈的工程量也有明确记载，“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二百八十五万工”这里面的工不是说用的人数，而是古代一种计算工程量的单位，一工即一个民夫干一天活。如果我们假设杨广和忽必烈的工程量差不多，并以此计算，按现有史书中杨广动不动征用几十上百万人的记载，一个民夫平均就干了两天多的活。

虽然杨广和忽必烈的时代差了几百年，但依然都处于封建社会，工程技术上不会有太大差距。且炀帝之前大运河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修建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此前夫差，曹操，刘裕等人修建的旧有河道与天然河道，即使两人开通运河的长度有差异，两人的工程量无论如何都不会相差过大。因此可以排除这种情况是两人工程量，技术上造成的差距。

《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按隋朝徭役制度，一个民夫一年应服二十日的徭役。以隋朝徭役制度结合忽必烈的工程量用于计算，那么杨广大约需要二十五万民夫。这依然与现有史书的相关记载差距过大。如果杨广不按徭役制度，那么这个数据只会更少。

如果我们按杨广修运河的时间计算，以开通济渠为例，开工时间“三月辛亥，发河南诸 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杨广南巡时间“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此推算，通济渠施工时间则大概在五个月左右。以这个数据结合忽必烈的工程量那么杨广大约需要三万五千民夫不停的干五个月活。就算分批使用民夫，无论如何也很难达到史书中动不动几十上百万的人数。

无论怎么算，现有史书中记载的关于大运河征用人数都过于离谱，个人觉得现有史书中一堆动不动几十上百万的人数可能是后世野史小说谣传出来被收录进正史或者可能是把开完运河后用于维护的人数一并算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