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网络语境中，明朝常被塑造为“汉族正统王朝”，其统治者被赋予“英雄”光环。甚至很大部分人源于对“强人政治”的崇拜，对明朝诸多暴虐行径进行无限美化。如朱元璋的图图行为（如洪武屠湘、杀尽江南百万兵（杀俘）、常州乡邑无噍类、云南片纸皆灰逐杀流潜等）被解读为“必要之恶”，甚至被赋予“维护稳定”的正当性。这种思维与法西斯主义对暴力的合理化存在相似逻辑，其危险性在于否定人性底线，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开脱。其中，对洪武屠湘的否认和洗地，是其中最广泛最常见的一种否定人性底线荒唐行径。在清朝修撰的《明史》里，几乎不见“洪武屠湘”的记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史》多由明朝遗老编纂，他们倾向于美化明朝历史，有意忽略了这一血腥事件。然而，湖南地区大量的家谱、族谱和县志成为了这段惨剧的忠实记录者。据《攸县罗氏族谱》记载“有元季末，陈友谅据湖南，与朱元璋争雄事败，元璋纵兵屠戮，湘江两岸，人烟几绝，史称朱洪武血洗湖南”；《叶氏谱》记载“洪武屠湘，未先白马之盟，却有红羊之劫，血流漂杵，鬼昼哭，十室一室居人，九室堆骨”；《厚雅田王氏谱》记载“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依湖邓氏族谱》记载：“吾祖世籍豫章，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吕氏宗谱》也有“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的记载。据《同治常宁志》记载：“明时卫在衡州，而所在常宁，其兵悉屯田于常宁者，盖湖南大遭屠戮后，调江西户口安插，时各处安插已遍，唯常宁，贵阳，于廿八年遭奉虎满之乱，又屠将半，故有隙地以为屯，且为捍御瑶人之所，此衡郡诸邑皆无而常宁独有之者也。”这些文字如同一幅幅惨烈的画卷，展现出当时湖南地区遭受屠杀的惨状。湖南三百多年的堕粮现象与“洪武屠湘”紧密相关，它为我们揭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正史对“洪武屠湘”记载甚少，但民间记录和堕粮等经济现象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明朝初期湖南地区所经历的惨痛历史。堕粮制度的直接导火索，是湘乡义军首领易华与朱元璋的敌对关系。元末群雄割据时，易华先投陈友谅，后助其子陈理守武昌。陈友谅与朱元璋鄱阳湖之战后，陈理困守孤城，易华从湘乡紧急筹集10.8万石粮食输送武昌，使陈理得以坚守半年。朱元璋攻破武昌后，从粮册中发现湘乡的“助敌”行为，当即震怒下令以后每年赋税即以此数为额！这一决定将湘乡的粮赋从元代3.6万石直接提升至三倍以上，且强制以银两缴纳，形成“堕粮”制度。从报复逻辑看，朱元璋此举具有双重动机：其一，对敌对势力的直接惩罚。陈友谅势力覆灭后，朱元璋对支持陈氏的地区展开系统性打压，湘乡则因具体助粮行为遭受极度严厉惩罚；其二，树立统治权威。通过极端手段震慑潜在反抗力量，向天下宣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原则。这种报复性思维，与朱元璋对苏州（因支持张士诚）征收“重赋”等行为一脉相承，均体现其以暴力手段巩固政权的典型特征。堕粮制度的残酷性，远超普通赋税加征。湘乡地处丘陵山地，田土稀少，元代人口约十万人，粮赋在3.3万至3.5万石之间。朱元璋的“纸上加亩”将上等田亩征粮从4.8升陡增至9.9升，中等田亩从6.3升增至9.3升，下等田亩从无到有增至8.2升。为凑足10.8万石粮赋，湘乡不得不虚增田亩数至3859顷，导致“旧家不堪输纳，荒逃者尤多”。这种超负荷赋税直接引发人口锐减与社会崩溃。顺治时湘乡县令叶良礼说:“湘乡之苦，无大于堕粮一事，三百年积患弗除”; 康熙时湘乡知县刘履泰指出:“明初定楚，大创逆党， 曾以邑人易华所助陈友谅之粮，如数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隐痛也。湘之为湘不可问矣! 厄于苛政者十年， 厄于兵火者三十年，厄于租庸调者三百年矣! 促席问故，则明初定楚大创逆党，曾以邑人易华所助陈友谅 之粮如数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隐痛耳。”

按《明史 ·食货志》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平均一亩在五升左右。湘乡为了满足税粮数额，一方面湘乡田本下田，不得已而分为上、中、下三则科粮，“上则每 亩九升九合九勺四抄，中则九升三合三勺四抄，下则八升二合一勺六抄八撮。”另一方面是“纸上加亩”， 就是“捏添田亩”，“前明册载田一万七百四十顷二十五亩三分八厘一毫五丝”，“此系堕粮无着，纸上加摊之亩数。”其后更有山水冲划、河岸崩塌、山脊冈阜无水荫注、积年荒废者俱在此数之内。顺治八年湘 乡知县南起凤奏文中写到“各县竹山塘屋不入正粮， 独湘乡荒山涸池尽行照田派征，是以每田一亩分作三 亩起科。” 由此可见湘乡百姓税收的繁重。明宣德年间，大理寺评事(湘乡籍)贺宗曾以水灾奏减税粮四千石，但对于十万八千石而言，意义不大。康熙年间偶有减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堕粮”所带给湘乡百姓的重负，直到乾隆二年才最终解决湘乡赋税繁重的问题。“湘乡赋税困于明之浮堕憔悴已极，直到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朕闻湖南长沙府之湘乡浏阳二县较附近之长沙、 醴陵、湘潭、宁乡等每田一亩所完钱粮俱重二三分不 等，小民输纳未免拮据。查长沙为省城首邑，与湘浏毗连，其粮额旧为适中，似应将湘浏二县钱粮比照长沙则例，则小民力量宽舒。”从明代到清乾隆前，湘乡一直苦于堕粮，“自元视明，额增十倍有余，苦累三百余载”，而“民悲流离之日蹙”。明朝万历年间，湘乡人口仅四万多人，至清乾隆三年取消堕粮前，湘乡“田土荒芜，十室九空”，百姓或逃亡他乡，或沦为流民。直到乾隆帝将粮赋减至52289石，湘乡人口才在嘉庆年间爆发式增长至58万，成为全国人口大县。再过56年，到同治十年(1871)，全县人口达108.3252万人。这一历史轨迹清晰显示：堕粮制度不仅是经济惩罚，更是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人口大清洗”。朱元璋通过这种极端手段对湖南地区进行清洗，一方面是对当地百姓的经济惩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可能存在的反抗力量。高额的赋税使得百姓难以维持生计，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湖南三百多年的堕粮现象与“洪武屠湘”紧密相关，它为我们揭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正史对“洪武屠湘”记载甚少，但民间记录和堕粮等经济现象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明朝初期湖南地区所经历的惨痛历史。

如果一个湖南人吹朱明，那就相当于一个爱尔兰人吹大英维多利亚。

只要稍有正常智商的人都清楚，如果朱元璋不是屠湘元凶，凭啥要加堕粮？你不是自吹吊民伐罪，如果是元军干的或陈友谅干的或易华干的，那你就应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果是你朱重八手下自作主张干的，那堕粮也不会有，因为收税粮是大明朝廷的权力，区区军人没这个资格。

曾国荃怎么不把孝陵掘了，为湘乡出口气。

朱棣也屠过河北某些县城

楼主来看看这个《醴陵何氏五修族谱》，写于清雍正十二年甲寅秋月的《续修谱序》中说“当圣朝定鼎之初，兵燹频仍，迁徙靡常，家常谱牒，尽销沉于烽烟灰烬中”

《明太祖实录》记载：“友谅大制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不相闻……”《国初群雄事略》记载：“陈友谅大船，涂红为号，大者容三千人，中者二千五百人，小者千余人。”显然，如果湖广行省被元朝弄得“土著几尽”，陈友谅是无法建立起一支数百艘庞大舰队。他不是亡灵法师，无法召唤亡魂为自己建造舰队充当士兵。湖广地区因兵燹而“土著几尽”的凶手只能是朱元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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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史》根据明官方档案洪武二十四年人口206.7万，估测人口356万。无论是哪个数字，都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湖北湖南在明初几乎没多少人了，经过江西填湖广才有两百到三百万人。如果没有移民的话，洪武元年估计不到百万人。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丁酉（十四日），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元至正十六年，1356）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第3619页）细心的网友或许注意到以上史料不经意透露出的洪武屠湘的后果——洞庭湖周围的鱼米之乡常德地区十个县莫名其妙变成了无人区，而且直到洪武三十年还是无人区。细思极恐。

朱重八真是贼性难改，害湖南三百多年

没事，猪明孝子会给他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