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南这片土地仿佛被灾难的阴霾长久笼罩，水灾与火灾频繁肆虐，将广大民众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绝境，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水灾频发：洪水肆虐，山河破碎民国时期，湖南成为水灾的重灾区，短短38年间，竟有35年出现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9年更是有超过一半的县、市同时受灾，平均不到四年就会遭遇一次特大水灾。1918年、1922年、1931年、1935年、1937年、1948年、1949年的水灾尤为严重，给湖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918年入夏后，湘中地区多次遭受大水侵袭。长沙、华容、湘阴等地损失惨重，长沙城河街通流，正街也多被淹没，河西镇、霞凝港等处堤垸半数溃决，成熟的早稻尽付洪流。华容县地势低洼，堤垸多数溃决，一片汪洋。湘阴受湘、资二水顶托及西水袭击，一日之间连溃六大堤垸，汩罗江倒灌至平江，引发水灾。沅水、澧水同时暴涨，常德县属后乡各地尽成泽国，未溃之地渍淹严重，十存二三。资水上游宝庆连日暴雨，山洪暴发，致使益阳大部田亩冲塌。其余宁乡、沅江、汉寿、安乡、临湘等县，围堤被冲垮者亦多。1931年的洪水更是骇人听闻。6月至8月，大雨连绵不断，湘、资、沅、澧四水漫溢，山洪暴发，洞庭溃决。滨湖各县水灾最重，南县、汉寿、沅江、安乡、华容、常德、澧县、湘阴、岳阳、益阳、临湘、长沙等县开始积潦成灾，加上荆江西水倒灌，洞庭湖波涛汹涌，滨湖障堤相继溃决十之八九。汉寿全县330垸无一留存，乡村完全被洗者50余处，人口牲畜随波逐流，城中水势高与檐齐，漂流之物触目皆是。全省被灾的有南县、沅江、汉寿、常德、安乡、澧县、湘阴、华容、益阳、岳阳、临湘、桃源、沅陵、溆浦、会同、湘乡、新化等50余县，被灾地约700万亩，损失稻谷2000万石，淹毙5万余人，其他财产损失不可数计。水灾的频繁发生，不仅直接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还造成了大量人口流徙。1921年辛酉大旱后，芷江饥民多以苦菜和观音土充饥，加之瘟疫流行，死者10余万人；沅陵出现人相食现象；晃县饿死3000余人；辰溪饿死12718人；麻阳锦和、高村每天有20 - 30人饿死街头。为了生存，灾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大量灾民涌入城市，给城市治安带来了严重困扰。在长沙，1925年下半年旱灾发生后，荒民纷纷涌入省城，以岳阳、临湘、湘阴等地最多。刚开始，政府和各慈善团体还能将灾民安置在收容所及公共空旷庙宇，但随着外地荒民不断涌入，各收容所无法继续收容，灾民人数的激增也使各慈善团体经费日见捉襟见肘，不堪重负。大量灾民像潮水般涌入，不断挤占城市的有限空间，使城市的正常秩序发生严重混乱，并且危及公共治安，各种社会问题时有发生，有些灾民在饥饿的驱使下，铤而走险，甚至发生了杀人抢劫的恶性事件。

火灾人为：烈焰无情，雪上加霜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长沙城，这场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难，不仅将这座拥有2400多年建城史和3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几乎化为灰烬，更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其灾难性后果影响深远，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息。一、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文夕大火造成的生命损失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大火中丧生的人数多达3万余人，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这些死者中，有未能及时逃生的普通市民，有重伤无法行动的官兵，还有在睡梦中被大火吞噬的无辜者。大火中的死亡人数，至今尚没有明确的统计，但事后军政当局组织人力掩埋尸体共600余具，而被焚毁的尸体则无法统计，中央社记者也曾报道称“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绝望。财产损失同样惨重。长沙作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物质财富、文化成就均居全省之冠。然而，这场大火却将这一切几乎毁灭殆尽。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达5万余栋，繁华地带的破坏程度尤为严重。往日热闹的司门口、坡子街、太平街，都变成了祝融肆虐的修罗场。著名的九如斋南货店、瑞丰绸庄、余太华金号等知名店铺，或焚烧一空，或化为灰烬，无数商人的心血和积蓄化为乌有。二、文化传承的断裂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此建城以来，历经千年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文夕大火却将这些宝贵的文化瑰宝几乎毁灭殆尽。大火毁灭了长沙城地面文物建筑，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严重的损失。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就十分发达兴旺，至大火前有40多家。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房烧毁，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天心阁、火宫殿、贾谊故居、三角花园等众多名胜古迹被付之一炬，这些承载着长沙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的建筑，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使得长沙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三、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文夕大火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还引发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大火发生时，正值深夜，许多市民在睡梦中被惊醒，纷纷夺路而逃。大街上，站岗的警察已经不见踪影，汽车和马车堵在街口，鸣笛、吆喝和叫骂的声音不绝于耳。湘江东岸的大西门、灵官渡码头挤满了人，幸运的人登上了轮渡，不幸的人被挤掉到河里。摆渡民众的木划子船手纷纷喊出高价，没带够钱的人为了过江，只能各显其能，有的坐进了木桶，有的抓上了门板，还有人找些竹木仓促捆绑成排子，或者干脆放弃了行李游泳。没办法的人只好沿着湘江往南跑。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仅加剧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还为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大火之后，大量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统计，大火之后有关当局曾进行灾民登记，共计12.4万人，其中仅黎托、茅斯港收容的孤儿即达815人。这些灾民面临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威胁，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为了安置和救济灾民，政府和社会各界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往往难以满足灾民的实际需求，灾民的生活状况仍然十分艰难。四、对抗战事业的负面影响文夕大火不仅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还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长沙作为沟通华东、华北与西南后方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这场大火却使长沙这座城市几乎失去了其应有的战略价值。大火没有起到阻敌困敌的作用，反而使广大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引发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愤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湖南当地政府，要求严惩应该为此负责的相关人员。这种负面情绪的蔓延，不仅影响了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士气，也给国民党的抗战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此外，日军还利用此次事件进行宣传和煽动，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并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形容长沙“全城如舔”，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这种宣传和煽动，不仅打击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双重灾难下的民生困境水灾与火灾的双重打击，使湖南人民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农田被洪水淹没，粮食颗粒无收，土地荒芜。1931年大水，全省因灾而荒芜田地约700万亩；1937年大水，衡阳四区淹没田地达8万余亩，岳阳县仅敦厚垸溃缺，即淹田千余亩，中洲大垸溃缺，淹田2万余亩。农业的崩溃导致了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入了饥饿和贫困的深渊。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以树皮、草根、观音土等充饥，许多人因此胀毙、饿死。民国时期湖南的水灾与火灾，如同两把锋利的刀刃，无情地切割着这片土地和人民。在双重灾难的肆虐下，湖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社会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这段惨痛的历史，警示着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与稳定，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尽管民国令湖南水深火热，然而英雄的湖南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还是挺身而出，承担起抗日救亡重任！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战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湖南省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顽强的抵抗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奉献，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书写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壮丽史诗。湖南省抗日的顽强与牺牲给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留下最残酷的记忆，冈村宁次晚年回忆说：“我不怕中国的军队，但我怕湖南人。”一、战略要冲：正面战场的核心战场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枢纽，也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实现“南进”战略的关键节点。武汉失守后，湖南由抗战后方转变为正面战场前沿，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从1939年至1945年，湖南先后爆发了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等六次大规模战役，占全国22次正面会战的四分之一强。这些战役不仅规模宏大、战斗惨烈，更直接决定了中国抗战的战略走向。以长沙会战为例，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以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1万余人，打破了日军“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企图，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首次大捷，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推动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加速。常德会战中，第74军57师8000余官兵血战16昼夜，几乎全员玉碎，重创日军，使其再不敢轻易进犯。衡阳保卫战则以1.7万守军抗击10万日军47昼夜，毙伤日军4.8万余人，粉碎了日军速决野心，直接导致东条英机内阁倒台。湘西会战作为日军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收缩的转折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这些战役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华中战局，更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宝贵时间。二、全民抗战：兵源与物资的坚强后盾湖南人民以“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支持。抗战期间，湖南总人口约3000万，却向全国输送兵员210余万人，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走上战场，参军密度居全国之冠。黄埔军校1-5期毕业生中，湖南籍占30%，他们大多成为抗战部队的骨干力量。湘籍将士在各大战场屡建奇功，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南京卫戍部队代理司令萧山令等38位高级将领壮烈殉国，用生命诠释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在物资支援方面，湖南同样不遗余力。作为重要后方枢纽，湖南年均供应前线军粮超1000万担，军工厂月产手榴弹60万枚、迫击炮弹14万枚、掷榴弹7.2万个，冬装棉服超300万件。衡阳、零陵、宝庆、芷江等空军基地的修建，为盟军作战提供了战略支撑。芷江机场更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对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此外，湖南还提供了大量钨、铅、锌、锑等战略物资，满足了盟军作战需求。三、惨烈牺牲：血肉筑成的抗战长城湖南人民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统计，全省被日军直接杀害的人数达577527人，流离失所者以百万计。8年间，日军对湖南进行了1630次狂轰滥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仅厂窖惨案中，日军就屠杀无辜民众3万余人，***性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民船2500多艘。日军还公然违反国际法，在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无数百姓死于非命。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中，湖南军民更是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拱卫中国抗战胜利的“南天一柱”。长沙会战中，王超奎营死守相公岭，全营殉国，日军砍下王超奎的头颅却无法挽回败局；常德会战中，柴意新团长死守春申墓，中炮殉国，其英勇事迹至今被传颂；衡阳保卫战中，第10军将士以弹尽粮绝之躯抗击日军47昼夜，7600余人壮烈牺牲，9000人英勇负伤，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页。这些牺牲不仅体现了湖南人民的英勇无畏，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四、精神丰碑：激励后世的永恒力量湖南抗战的辉煌历史，不仅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激励后世的永恒精神丰碑。湖南人民在抗战中展现出的“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激励着湖南人民投身国家建设，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如今，在湖南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岳麓山抗战碑、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衡阳抗战纪念城等历史遗迹依然屹立，它们见证了湖南人民的英勇抗争和巨大牺牲，也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湖南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只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才能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

抗战打赢了，1946年的湖南却面临巨大的死亡饥荒

感谢联合国救了多少湖南饥民。

官方湖南熟,天下足——湖南历代粮食输出述略 - 湖南省文史...仅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外调。《后汉书》载,安帝永初七年(113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湖广熟天下足，，楚国粮仓，

古代水稻在没有农药化肥情况可某产280一450斤，而小麦亩产50斤，，，曹操的诗，才有千里无人烟，，，

还不是老蒋不是人类，弄的百姓流离失所，大清中期至少还会发粮食下来，老蒋一颗粮食都没有

洪灾不可怕，可怕是旱灾，，洪水退的快，，旱灾来临基本颗粒无收，，旱灾危害是洪灾万倍，，所以才有湖广足熟，天下熟，，

1931年的洪灾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南部，，但伤亡人数也就10万人，，危害程度远不如大旱引起的大饥荒，，，，丁戊奇荒，，东汉华北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