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在先秦帝王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沿及汉代，祭祀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初就非常重视祭祀，在秦的祭祀基础上有所沿革和创新,“高祖初起，祷丰粉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史记·封禅书》)，二年立黑帝祠,祀五帝,“二年，东击项籍而还人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四年基本确立了汉初祭祀体系，“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高祖八年立灵星祠，十年祠社稷。高祖建国之时的祭祀系统基本上是对秦代的沿袭。汉初祭祀人员系统十分庞大，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中，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

汉文帝十三年废除了秘祝。秘祝乃秦代司祈祝之官,《史记·封禅书》:“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张守节正义:“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于众官及百姓也。”裴骃集解引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国家有灾难征兆时秘祝将祸患移于百官和百姓身上,因为其秘不可宣,所以称之为秘祝。汉文帝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因此废除了秘祝。《史记·孝文本纪》有云:“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增雍五時以车马,汉文帝始郊见雍五時祠,十四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時” 。后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武帝确立了神灵系统的至尊神为“太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各国祭祀主神不一。秦襄公祭白帝,秦宣公祭青帝，秦灵公祭黄帝、炎帝。《史记·封禅书》记载了汉初祭神的变迁:“高祖时,东击项籍而还,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可见汉初的祭祀主神是人神一五帝,还没有“太一”神的身影。到汉武帝时“太一”才得到隆重的祭祀,在众天神中处于重要的位置。谬忌在奏祠“太一”时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史记·封禅书》言:“天神贵者太一。”《索引》曰:“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太一”又称泰一。故《正义》曰:“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者也。'”泰一就是泰皇。泰皇即太皇,故《淮南子·精神训》言:“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注曰:“太皇,天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谓三皇,指天皇、地皇、泰皇,并说“泰皇最尊”。可见,到汉武帝时“太一”的神格是最尊天神。对“太一”的一些具体职能，《史记》《汉书》中有一些记载。《正义》曰:“天一一星,疆阊阖外,天帝之神,主战斗,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则阴阳和,万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占以不明及移为灾也。《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令诸立赤子而传国位者。星不欲微;微则废立不当其次,宗庙不享食矣。’”《汉书·李寻传》注引孟康曰:“紫宫,天之北宫也。极,天之北极星也,枢是其回转者也。《天文志》曰:‘天极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与通极为一体,故曰通位帝纪也。”可见,“太一”神是主管一切的天神,主宰着人间的一切。

为什么到了汉武帝时期“太一”被奉为最尊神呢？这是由于当时政治的需要。汉武帝继承帝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上想建立大一统的局面。宗教祭祀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对人们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首先应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张新科在《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一书中是这样认为的:“由郊祭五帝发展到郊祭太一,不只是祭祀对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人宗教观念的变化,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的形象展现。众神归一,说明天下一统。” 彭卫、杨振红在《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中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随着楚势力的扩展,对太一的祟拜也随之向东方和南方沿海地区蔓延。汉王朝的建立者来自东楚,他们入主关中后,也将太一崇拜引入黄河中游地区。大一统的政治统制需要相应的神学说教,因此象征大一统的太一神顺理成章地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的武帝时期有其必然,而以先秦楚人的上帝而不是用黄河流域五帝作为全国的上帝,同样有其必然。” “太一”是已有的神灵,不是汉人创造出的神灵。“太一”作为天神祭祀当最早见于《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其中记录了对“太一”的祭祀过程。王逸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穆将愉兮上皇。”东皇太一亦可称上皇,正合其“天神之尊贵者”的身份。宋玉《高唐赋》云:“进纯栖,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刘良注云:“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礼也。” 汉代统治者多来自楚地,受楚风的影响推崇“太一”为其政治服务是必然的。对天神的崇拜,维护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当是最重要的原因。

郊祀由来已久,最初只是祭天,“《舜典》正月上日,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注告天及五帝,疏以事类而祭也”(《玉海·郊祀》)。商周时期都有祭天的记载,“冬日至,祀天于圆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礼神玉以苍璧,牲币随玉色”(《玉海·郊祀》)。到了周代伴有祭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周颂·昊天有成命》)。秦时祭天有白、青、黄、赤帝之祠,汉高祖时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书·郊祀志》)。汉代正式的郊祀礼始于汉文帝,汉文帝十五年下《议郊祀诏》讨论郊祀礼:“‘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時,祠衣皆上赤。” 这一时期郊祀礼主要指的是祭天地之礼。汉王朝为了维护帝统的权威和合法性,维护其大一统的统治地位,大肆宣扬皇帝是天的儿子,天是世间一切的主宰。到了汉武帝时期,其发展尤甚,“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汉书·礼乐志》)。

汉武帝时期,郊祀礼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和发展。汉武帝即位后八年,“初至雍郊见五時,后常三岁一郊”。《索引》司马贞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岁一遍,皇帝自行也。” 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祭地之礼。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汉武帝郊祀五時,他认为仅郊祀上帝是不够的,“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 ,让大臣们讨论祭祀后土的事情。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建议在汾阴县祭祀后土:“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 于是汉武帝便“立后土祠于汾阴上”,十一月甲子率领群臣到汾阴祭祀后土,“上亲拜望,如上帝礼”(《史记·封禅书》),祭祀后土的制度开始被确定下来。

汉代郊祀之礼是不断发展和建制的,“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郊祀志》)。汉武帝确立郊祀礼,认为“太一”是最尊天神,春秋祭“太一”于南郊。汉代郊祀天地的地点多次有所改动。汉武帝时期祭“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汉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桓谭奏言:“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院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 于是将郊天移到长安南郊，祀地移到长安北郊,后期又恢复了甘泉祭“太一”、汾阴祭后土的制度。汉平帝时期,王莽改制,将郊天、祀地之礼合并举行,但实质上还是延续了南北郊祀的做法。东汉承之,少有改动。实质上,汉代人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明显是受到了当时阴阳观念的影响,“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汉书·郊祀志》)是其明证。

封禅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后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引用《管子·封禅篇》中的内容,并对其加以阐释。张守节作《正义》时进一步论述了“封禅”之意:“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张守节还指出了封禅的目的:“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关于封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白虎通义·封禅》中说“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后世学者认为这是封禅过程中的仪式，是指将封禅所用的文书以“金泥银绳”或“石泥金绳”封之,埋于地下。汉代帝王如此热衷封禅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在向天下宣布自己帝统合法的同时报答群神的庇护。《史记·封禅书》引据《五经通义》曰:“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古人认为山川能兴云雨,孕育万物,是万物之始。《风俗通义·山泽》曰:“《诗》云:‘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白虎通义·封禅》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或曰封者，广也。言禅者,明以成功相传也。”封禅活动实质上是帝王向天下宣告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强调君权神授的重要手段。至汉武帝时,封禅之礼大盛,“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史记·封禅书》),以彰其功。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巡狩和封禅的活动有八次之多。汉武帝亲自设定封禅礼仪,带人登上泰山顶,亲自主持封禅大典。汉武帝如此重视封禅,是为其施行大一统的政治目的所服务,通过封禅宣扬君权至高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