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熟天下足湖广自古有鱼米之乡的说法，“湖广熟，天下足”首见于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宋元时期湖南的粮食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全国粮食产销中心仍在江浙一带，民间流传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明清时期江浙农村转种棉花，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江浙粮食已不能自给，需从湖广一带输入，“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遂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有很大的增长。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1429年（宣德四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1472年（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明初由于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等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政策，全国人口迅速上升。1371年（洪武四年）国都南京的人口达20万人。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长沙府的人口达50.9l万人，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幅度更大，从1741－1790年（乾隆六年至五十五年）人口由一亿多人增加到三亿多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市就业人数（工商业者）的扩大，要求农村提供更多的与城市人口增长比例相一致的商品粮。有不少地区特别是苏州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出现了“本地所产米谷，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从外地贩运粮食来接济。据《清史稿》记载，1775年（乾隆四十年）仅崇明一个县就从外地运进粮食30余万石。因而长途贩运粮食量剧增，全国各地之间形成了固定的粮食供应关系，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粮食市场，长沙便是著称于全国的米市。当时浙江、江苏的粮食多仰给予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据《长沙县志》记载，早在康熙（1662-1722）末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其时，湘米年输出在500万石左右，故“湖广熟，天下足”为全国人民所乐道。同时明清时期两湖粮食的外运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高度重视。从明清《实录》中查得共86年次的外运记载，涉及14个省区，计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说内地绝大部分地区与两湖形成了粮食供销关系。其中以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对两湖粮食的依赖性最强，在86年次中占33年次，其次是贵州占15年次，再次是两广、福建占11年次。长沙在两湖粮食供应中又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平粜和赈灾，湖南府县两级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并规定了定额，据嘉庆《长沙府志》记载，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长沙府储谷量达62359石，定额为12000石，溢额率达419.7%，是湖南省最高的。长沙府所辖各县储谷也达4.1—7.8万石，在县级常平仓中也是最多的。湘米外销

是的，明清后我们这种桑养蚕、种棉纺布，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收入是种地的好几倍，所以大家种地积极性不高，交完赋税，直接买米就行了。明朝还搞了个“改稻为桑”呢。

两湖平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组成部分，土地极为肥沃，加上水网密集，湖泊极多，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物产极为丰富，以前湖南乡村都是种三季，冬天是油菜，然后2季水稻，湖南目前也是全国水稻产量全国第一。

错得离谱，也就少部分无田庄的城市居民依靠商品粮，而且是主要依靠运河南下的苏北米，同时除官供的苏州米，大量漕粮也是依靠苏北。农村在经济作物之外至少会一季稻一季麦把口粮种出来。你真的看过你发文里的数据吗？500万石就算精米，也只够150万人勉强吃一年，环太湖随便一个县也不止这点产量，就这点量供清代江浙五千万人口还不够塞牙缝的

好几种说法，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苏松熟天下足。实际上无论怎么讲，都是太湖周边。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北地区气候变化越来越恶劣，出现过多次夏伏连旱、夏秋连旱的情景。不仅仅是旱灾，水灾也是经常性发生。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苏北的历次旱灾都往往涉及多县甚至跨府连州。如乾隆四十九年，遭灾的有盱眙、淮安、阜宁、高邮、宝应、盐城、东台、兴化、泰县、扬州、江都、仪征、靖江、泰兴、如皋、通州等府州县，从而形成此旱期的特大旱灾年。湖涸见底，民食榆皮草根，尽掘石屑煮之（观音粉）。

江北地区（苏北）明清时期的灾年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可谓是旱灾水灾轮流做庄。

这个历史资料不是湖南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