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二郡在高句丽的强大压力下相继覆亡，中原王朝旋即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与管理权。异族入侵与地方管理体系的瓦解给当地汉人社会造成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大规模的迁移与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丽遭受重创而自顾不暇，加上新的内地移民不断到来，两郡汉人势力有了恢复性的发展，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出现了短暂繁荣。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动荡。本文试图整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来解读4世纪后叶带方故地汉人社会的变局。-带方故地汉人聚居区的衰落-二郡覆亡后，残留的汉人集团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护，但聚居区内出土的铭文墓砖中却不乏“太宁”、“咸和”、“建元”、“永和”等东晋年号，足见当地仍与东晋政权保持着断续联系。出土多例铭文墓砖的黄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为乐浪汉人大姓之一的韩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纪前叶呈现稳定延续排列的状态，家族墓地选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时期汉人聚居区内部秩序安定的缩影。然而，自冬寿墓“永和十三年”（357）纪年之后，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晚于该年的东晋年号纪年墓砖，仅见黄海南道信川郡西湖里发现的“元兴三年”（404）铭砖一例，表明当时的汉人社会已经无暇为死者烧制铭文墓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砖室墓数量剧减。砖室墓作为东汉以来乐浪、带方二郡汉人的代表性墓葬形态，二郡覆亡后依然在汉人聚居区流行。但砖室墓从数量到构造上的衰落态势，从3世纪中叶起就已经显现，表现为石天井砖室墓开始出现。砖室墓石盖平顶的流行，正反映出砖构穹窿顶技术的逐步丧失，当为烧砖与修墓匠人的减少所致，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二郡汉人遗民的大量出逃。4世纪后叶以后典型砖室墓已经不见，石天井砖室墓的形制也趋于生涩僵直，墓砖纹样消失；另一方面，形制上继承典型砖室墓的穹窿顶砖石混筑墓墓葬用材中，石材比例不断提高，用砖不断减少。铭文砖与砖室墓数量的锐减，无疑如实地反映了4世纪后叶至5世纪初砖室墓的衰落，而用砖传统的逐渐削弱与丧失，也正是此时期二郡故地汉人势力趋于衰微的写照。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4世纪后叶汉人聚居区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而高句丽与百济的激烈战事所导致的周边局势的恶化，正是引发当地社会变局的直接诱因。

高句丽与百济的军事动向4世纪60年代后，高句丽国力有所恢复，开始重新着手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经略。同时百济也在积极谋求北进扩张，二者间军事交锋自然难以避免。起初高句丽在与百济的战事中处于下风，故国原王也在平壤保卫战中身亡。370年前秦灭前燕，高句丽将前燕太傅慕容评执送于前秦，遂与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西线威胁的解除，使高句丽得以专注于南线对百济的作战，此后战局逐渐向着对高句丽有利的方向发展。故国原王阵亡事件实际上表明高句丽至迟在4世纪70年代已完全控制平壤。377年再次击退百济对平壤的进攻后，高句丽已经扭转了南线的战局，至广开土王即位当年（391），高句丽军队攻陷百济关弥城，而对关弥城位置的考证显示高句丽南境已逼近汉江北岸。高句丽势力的不断南下渗透，必然与当地旧有的汉文化因素碰撞，逐渐动摇汉文化的主导地位。另外，4世纪后叶百济积极的北进态势对带方故地汉人的影响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日本调查者曾于黄海北道黄州郡收集到一批百济陶器，形制与朝鲜半岛南部汉江流域发现的典型百济陶器相同，时代约为4世纪中叶前后。与之相关的是，在平壤之战的第二年（372），百济首次遣使入东晋朝贡，并获封“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之职。“乐浪太守”当为百济主动要求册封的官职，而“领”字更耐人寻味，使百济对于乐浪地区的渴望已昭然若揭。反过来看，封号与实际领地有着直接联系，也不能排除当时百济势力已渗透至黄州地区，或是更北的乐浪故地，距平壤仅咫尺之遥的可能。那么4世纪70年代高句丽南进的一度受挫便有了考古学和文献的依据。黄州距平壤约35公里，距黄海南道信川郡也仅数十公里，此处若成为高句丽与百济交战的前沿，必定对信川郡一带的汉人聚居区造成极大震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4世纪后叶黄海南道附近纪年铭砖及砖室墓剧减的原因了。

二郡汉人遗民的流徙有学者研究当时汉人集团动向时指出，在面临覆灭的危险下，汉人再次面临去留的艰难抉择，出现或举家逃亡，或一个氏族分为数支，一支暂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几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积极寻找退路的情况。当时中原、辽东板荡，高句丽又将北退之路阻隔，笔者推测除小部分汉人经由海路前往山东半岛外，大部分流亡的汉人南迁至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并经由海路到达日本。《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记录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表，生动地描述了5世纪初朝鲜汉人迁徙至日本的经过，《新撰姓氏录》中也有类似记载。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有“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的记载，以往多认为这是倭人的随机寇抄，或是侵略高句丽的军事行为。实际上，从《三国志·倭传》的记载看，自带方到倭海路，航行时间长，耗费大，显然不可能是随机的海盗劫掠行为，属于劳师远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计划的，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集团行动，或许这正是当时倭王遣人前往带方故地迎接准备移居日本的汉人的场景写照。与代表砖室墓系统的原二郡汉人遗民势力日渐式微不同，4世纪后叶以来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断出现，显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统的内地汉人新移民势力已悄然在当地扎根，并渐趋兴盛。前述的冬寿曾官至前燕司马，其墓葬也呈现出典型的辽东地区汉式石室墓的风格。冬寿墓志铭中“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的官职是目前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谈官职是否为自封，他在当时汉人聚居区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将此时期带方故地的汉人分为原二郡遗民集团与内地新移民集团两大系统，就会发现，汉人聚居区的中兴可能主要依靠了后者的力量。囿于材料，我们暂无法进一步把握带方故地汉人新移民集团的活动实态，但在乐浪故地的平壤西南南浦地区的考古发现却令人欣喜。此地发掘的台城里3号壁画墓形制与冬寿墓如出一辙，时代理应相近，二墓的墓主当有密切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将其推定为辽东移民的墓葬应无疑问。这一发现表明，至迟自4世纪后叶开始，已有与冬寿集团地位相当的辽东大族迁徙至此。5世纪后，以德兴里壁画墓（408）为发端，此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前后二室汉系石室壁画墓，其数量占二郡故地迄今发现的二室壁画墓总数的六成，并在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变序列，该地区也逐步取代带方故地，成为新移民汉人集团在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区。与冬寿墓志铭中完全采用东晋年号与官职，奉东晋为正朔不同，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的墓志铭中已经采用高句丽广开土王的年号，并出现高句丽“国小、大兄”的官职，反映出5世纪初的汉人集团首领已部分舍弃了对中原政权回复旧土的幻想，转而更加务实地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以维持汉人聚居区的半独立地位。随着高句丽完全领有原二郡之地，汉人集团对待高句丽集团的态度也由对立转向缓和、承认甚至臣属，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将拉开。

卫满朝鲜时，朝鲜半岛北部还是汉人和东濊人

东濊人就是濊人，高句丽是秽貊人，所以东濊人是与高句丽长相相近的，东濊人建立高丽王朝，与三韩人融合 ，才形成高丽人

而这部分汉人被三韩人同化了，没被同化的那些汉人基本被清洗了

古代半岛大部分人口在南部，因为三韩人居住地气候温暖，所以高丽人主要血统是三韩，而不是东濊